2024年11月7日，時值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107周年紀念日，第一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中國北京召開。俄羅斯科學院學者彼得羅夫代表俄羅斯學者，在大會上做了題為《法杰伊·杰林斯基（1859-1944）及其關(guān)于古代的第三次“斯拉夫式”文藝復興的概念》的主旨演講。彼得羅夫的主旨演講取得了良好的反響。在中國學者搭建的國際學術(shù)平臺上，彼得羅夫充分展示了俄羅斯古典學對當今世界的意義，證明了中俄學者深厚的友誼。
俄羅斯給中國人留下的往往是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或是重感情、甘心奉獻、崇尚美與藝術(shù)等等；杰林斯基或是戰(zhàn)斗精神、不屈不撓、注重原則和紀律等等。但實際上在這一切背后，蘊含著的是俄羅斯民族對美好德性與良好政治秩序的追求，而這恰恰包含在俄羅斯學者對古典學問的追求中。了解俄羅斯學者數(shù)百年來對古典學的探索，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我們今天對蘇俄馬克思主義，以及19-20世紀初俄羅斯哲學、文學與藝術(shù)的研究。
根據(jù)圣彼得堡國立大學歷史學院已故教授愛德華·弗羅洛夫《俄國的西方古代史研究述略》一書，俄羅斯古典學源遠流長。在彼得一世以前，俄羅斯學者已經(jīng)開始積累關(guān)于古典語文學，以及西方古代史的知識。彼得一世改革之后，俄羅斯古典學走上了蓬勃發(fā)展的道路。特別是在亞歷山大二世農(nóng)奴制改革之后，俄羅斯出現(xiàn)了一系列如雨后春筍般的古典學派。其中法杰伊·杰林斯基是俄羅斯文化-歷史學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杰林斯基是古典語文學專家，精通古典語言，但他從不拘泥于對古典作家的語文學考察，而是對整個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四卷本《沉思生活摘要》可謂古典文化的百科全書。其中，濃郁而生機勃勃的古典文化氣息撲面而來。這套書至今在俄羅斯學界都堪稱標桿之作。此外，杰林斯基還翻譯出版了索?？死账埂W里庇得斯，以及西塞羅的俄文版著作集。這些都是俄羅斯學者出版古典作家著作集的典范之作。
1899年，剛剛四十歲的杰林斯基在19世紀俄羅斯的“主流媒體”《俄羅斯導報》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邁科夫詩歌中的古代世界》的著名文章，在其中提出了古典文化在人類歷史上一共三次實現(xiàn)“文藝復興”的概念。杰林斯基提醒我們，人類歷史上的一次次“創(chuàng)新”，實際上是一次次地回歸古典。邁科夫是19世紀俄羅斯著名的唯美主義詩人。他也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的朋友，陀氏經(jīng)常在書信里跟他討論長篇小說的最新構(gòu)思。但杰林斯基的文章絕對不是一篇普通的文學評論。他借題發(fā)揮，表達了自身對俄羅斯古典學及其世界意義的期望。
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文藝復興是15-17世紀在意大利首先發(fā)生的。杰林斯基稱之為古典文化的“羅馬式”復興。這一時期誕生了達·芬奇、拉斐爾以及米開朗基羅等偉大的藝術(shù)家，以及托馬斯·莫爾、馬基雅維利、庫薩的尼古拉等影響深遠的哲人。這是古典文化的第一次文藝復興，其世界意義無可否認。杰林斯基認為，18-19世紀在德國發(fā)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文藝復興，可以稱之為古典文化的“日耳曼式”復興。這一時期除了誕生了像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和謝林這樣眾所周知的哲人之外，還誕生了像萊辛、歌德、席勒，以及諾瓦利斯和荷爾德林這樣的天才作家和詩人。在杰林斯基看來，即使是其中被視作現(xiàn)代性思想巨擘的著作家，也受到了古典文化的深刻啟發(fā)。杰林斯基認為，人類歷史上古典文化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同樣當之無愧。
杰林斯基認為，人類歷史上第三次文藝復興將在未來的俄羅斯發(fā)生，可以稱之為“斯拉夫式”文藝復興。19世紀俄羅斯已經(jīng)誕生了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托爾斯泰等偉大的文學家，索洛維約夫、羅贊諾夫等俄羅斯哲學家也開始在19世紀下半葉嶄露頭角。杰林斯基認為，在這一切背后離不開古典精神對俄羅斯民族性格的熏陶。俄羅斯學者在古典學領(lǐng)域不斷地深耕，其影響將不僅僅是俄羅斯古典學，而是整個俄羅斯，乃至世界文化。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著名的《普希金演講》中提出了“普世回應性”的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俄羅斯文化的特點不是盲目地自大，而是積極地回應世界文化發(fā)出的邀請。只有充分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文化，才能真正理解俄羅斯文化。杰林斯基的文章積極回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演講》。俄羅斯文化的發(fā)展不是閉門造車，而是要在充分吸收和借鑒西方古代思想資源的基礎(chǔ)上，才能不斷地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最終為世界民族做出自身的貢獻。
杰林斯基的文章對俄羅斯古典學作出了重要的定位。俄羅斯古典學主要不是書齋里的學問，而是要充分繼承西方古代的文化遺產(chǎn)，更新他所處時代的俄羅斯文化，并且最終回饋于世界各個民族。彼得羅夫借助中國提供的國際舞臺，在世界古典學大會上向全世界的古典學家傳達了俄羅斯古典學人的精神訴求。彼得羅夫的主旨演講給中國古典學人也帶來了一定的借鑒意義。中國文化的發(fā)展與更新，不僅僅需要自身的古典文化資源，而且還需要西歐，乃至全世界優(yōu)秀的思想文化資源。中國文化在充分繼承了全世界優(yōu)秀的精神文化遺產(chǎn)之后，必然能夠在世界舞臺上發(fā)揮更大的影響力。
為了回應俄羅斯古典學人的一片赤誠之心，當代中國學者也早已開始譯介俄羅斯古典學的著作。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新中國資深翻譯家王以鑄先生就翻譯了蘇聯(lián)古典學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東方史》（1956），以及科瓦略夫的《古代羅馬史》（1957）。中國讀者最熟悉的俄羅斯古典學家莫過于社會-經(jīng)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當代中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翻譯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羅馬帝國社會經(jīng)濟史》。1985年，該書在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中出版。新世紀以來，又有多部羅斯托夫采夫著作的中譯本問世。但是，我國學者對俄羅斯古典學的整體情況尚屬陌生，亟需一兩部導論性質(zhì)的著作。當然，目前這些譯介工作主要集中在西方古代史領(lǐng)域，對俄羅斯的古希臘羅馬文學、哲學研究，尤其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哲學研究的譯介工作尚處于起步階段。俄羅斯古典學對當今世界有著重大意義，是世界古典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愿更多有志于古典學研究，以及俄羅斯思想與文化研究的學者與我們同行，加入到俄羅斯古典學翻譯與研究的隊伍中來。
（作者：李天昀河北北方學院馬克思學院講師，俄羅斯圣彼得堡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