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搜狐國際 劉戀
日本時事通信社等多家媒體近日報道，據(jù)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決定任命現(xiàn)任日本駐土耳其大使橫井裕接替木寺昌人擔任日本駐中國大使一職。
現(xiàn)年61歲的橫井裕在1979年考入日本外務省，次年開始前往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學習中文，此后曾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紀有過3次駐華經(jīng)歷，在華時間超過15年。和現(xiàn)任不會說中文的木寺昌人大使相比，橫井裕的"中國通"身份十分矚目。
目前日本政府尚未公布正式任免命令，但是"知華派大使"不免引人聯(lián)想，不少中國媒體推測這一任免是否意味著日本致力于改善停滯不前的中日關系。
然而"知華"就意味著"親華"嗎?新的大使能否會給兩國關系改善帶來轉機呢?
China School：日本右翼眼中的間諜
橫井裕在日本被視為"中國幫"(China School)，指的是考入外務省后選擇學習中文、從事和中國有關事務的外交官群體。但"中國幫"并不特殊，外務省還有 "美國派"(America School)、 "德國派"(German School)、 "俄羅斯派"(Russian School)等不同語種的研修班，比如現(xiàn)任大使木寺昌人就是學習法語的"歐洲派"。
日本媒體對"中國幫"的關注始于2002年《產經(jīng)新聞》等右翼媒體對外務省中國進修班的批評：指責那些在"文革"時期前往中國學習中文的外交官們抱著"中日邦交恢復"的功勞不放，為了避免中日摩擦，把維護中日友好關系放在第一位，在教科書、對華貸款和釣魚島等問題上，過分考慮中國態(tài)度，一味退讓甚至犧牲日本國家利益。在日本某些右翼媒體眼中，這群出身中文進修班的外務省官員甚至被視為"中國間諜"，施行對華"朝貢外交"。
日本外交官員學習中文的制度始于1956年，當時中日尚未恢復邦交，選擇中文進修班的外交官一般會先后前往臺灣、美國進修中文。從1973年開始，日本外交官開始前往中國大陸進修，比如橫井裕就曾在北京大學學習，前駐華公使、上海總領事杉本信行曾在北京語言大學和遼寧大學學習。
根據(jù)定義，"中國幫"外交官擔任駐華大使職位的歷史始于1998年，包括谷野作太郎(1998-2001年)、阿南惟茂(2001-2006年)和宮本雄二(2006-2010年)。2009年，日本民主黨成為執(zhí)政黨，開始積極改善對華關系，然而也結束了"中國幫"擔任駐華大使的歷史，日本政府首次選擇民間人士丹羽宇一郎為駐華大使，接任他的木寺昌人也非"中國幫"出身。
最知名"中國幫"大使出現(xiàn)在中日關系最低谷
前日本駐華大使阿南惟茂被認為是最著名的"中國幫"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任期內，日本媒體開始廣泛討論"中國幫"外交官問題，而當時由于靖國神社和教科書等問題，中日關系卻處于低谷期。
1967年阿南惟茂進入日本外務省成為一名外交官，1983年擔任駐華使館參贊，其后阿南先后擔任過日本外務省中國處處長、亞洲局局長等職。阿南惟茂經(jīng)歷了中日關系黃金期，并在1998年擔任亞洲局長期間直接參與了《中日聯(lián)合宣言》的起草工作。
但是從2001年阿南惟茂擔任駐日大使以來，中日關系一路走低。當時日本正值小泉政權時期，奉行新保守主義的小泉政府先后挑起中日爭端，靖國神社問題、歷史教科書問題和釣魚島等問題，日本戰(zhàn)后奉行的以經(jīng)濟為主的外交方式也已不再，變成寧可失去經(jīng)濟利益也要堅持"政治掛帥"。
2001年4月，臺灣地區(qū)前領導人李登輝想要訪問日本，通過臺北事務所提交了簽證申請，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已經(jīng)事實上允許發(fā)放簽證，但是同屬于"中國幫"的亞洲局長槙田邦彥提出了反對，認為這會損害與中國大陸政府的關系，試圖阻止日本給李登輝發(fā)放簽證。而當時擔任駐華大使的阿南惟茂也支持槙田，反對李登輝赴日。
同年9月，阿南惟茂和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王毅會面，王毅對阿南說："改善中日關系，解鈴還須系鈴人"，希望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可以正視歷史，不再參拜靖國神社。阿南向日方傳達了中方意見，并積極促進了小泉2001年訪華期間參拜盧溝橋及抗戰(zhàn)紀念館。這也被日本某些媒體描述為，一味退讓討好中國政府的舉動。
2003年發(fā)生的脫北者沖闖日本駐沈陽領事館事件讓"中國幫"阿南更具爭議。當年日本民眾通過監(jiān)控錄像看到時任日本副領事官宮下謙給阻止脫北者的中國武警撿帽子的"友好舉動"，又有媒體爆料阿南事前就曾發(fā)出指示："看到可疑人士直接趕出去，有什么問題我來處理"，且在后續(xù)處理中積極配合中方，頓時批判的聲音把駐華使館推到風口浪尖，阿南和當時的日本外長一起受了減薪處分。
2005年7月，阿南惟茂正式向小泉純一郎首相提交公報，呼吁其不要繼續(xù)參拜靖國神社。
從個人經(jīng)歷和政治經(jīng)歷來看，阿南惟茂對中國都很有感情，在外交上也持對華友好態(tài)度。關于歷史，他也主張日本應該認真反思過去，呼吁兩國應再次確認《日中聯(lián)合聲明》和《日中友好和平條約》的精神 ，在此基礎上建立良好的日中關系。但是這些言論也讓他在日本飽受爭議。
除了阿南惟茂，他的前任谷野作太郎也曾在2001年就呼吁小泉不要參拜靖國神社;2012年7月，前日本駐華大使宮本雄二在接受《朝日新聞》專訪時站在中國的角度上評論釣魚島事件："日本策劃了這次事件，以求強化剛實施的國內法的執(zhí)行效果，中國不就是這么想的嗎?";同為"中國幫"的加藤弘一和野中廣務參觀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和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行為都曾被日本右翼媒體描述為討好中國政府的"進貢外交"。
"文革"時期前往中國的外交官被稱為"文革世代"，日本右翼指責他們封閉強硬，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和其他"歐洲派"或"英美派"外交官接觸不多，"獨善意識"頗重。甚至有言論稱，因為不受重視，"中國幫"外交官的政途最高目標就是駐華大使，因此維護和中國官員的關系、擴展在華人脈、避免與中國政府的摩擦成為他們的首要選擇。
"中國幫"并非"親中派"
"中國幫"不意味著親華，并非所有出身中文進修班的日本外交官都主張對華友好，而歷史上許多被視為"親華派"或"知華派"的政治家、外交官甚至都不會說中文。上世紀80年代中日關系黃金期，一些外交官也曾被誤認為是"中國幫"，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比如前日本駐華大使中江要介以親華著稱，但學習的卻是法語。
而2010年接替宮本雄二的丹羽宇一郎大使雖然不是"中國幫"，但在中國同樣有著廣泛的人脈。丹羽是日本最大貿易投資公司之一的伊藤忠商事公司董事長，與中國經(jīng)濟界有著良好關系，但是丹羽的民間身份讓其受到外務省其他官員，甚至是"中國幫"外交官的"排擠"。
2012年，丹羽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公開反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購買釣魚島"計劃。這一發(fā)言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也讓執(zhí)政黨在國內備受指責，丹羽不得不提前結束任期返回日本。
"中國幫"大使不能左右中日兩國關系，對外交政策的分析應該放在更大的時代背景和國際環(huán)境中考慮。但是一個了解中國，熟悉如何和中國政府、民眾交流的外交官可以幫助日本政府更好地傳遞自己的外交理念。
從歷史可以看出，日本對"中國幫"的關注和批評反映日本社會對過去政府對華政策的不滿，一直背負"戰(zhàn)敗國"身份的日本民眾厭倦了沒完沒了的道歉，希望采取更加主動的外交政策，這也是小泉政權被日本民眾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幫"外交官在對華事務中確實有不少優(yōu)勢。比如他們大部分能和中國官員用中文交流，像阿南惟茂大使甚至能非常精確地說出一些普通中國人都不太熟悉的縣，包括縣長的名字、當?shù)氐奈锂a、日資企業(yè)的狀況等等。在華學習經(jīng)歷也讓他們更了解中國政府的處事模式和中國人的溝通方式，知道如何與中國政府打交道，減少不必要的摩擦。
"中國幫"以及"知華派"政治家和外交官在日本地位相對邊緣化卻也是事實，這也限制了他們在日本國內的話語權。
"中國幫"外交官可能不會給中日關系帶來明顯的改善，但是"中國幫"大使往往出現(xiàn)在中日關系欠佳的時期?？赡苷抢щy時期，才更需要了解中國的外交官來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