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音樂的融合互通是由始以來的?！睹娦颉吩唬骸霸娬?，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贝思疵鞔_揭示了詩（文學）、樂（音樂）、舞（舞蹈）三位一體的內在聯(lián)系。且說文學和音樂，兩者后來一方面各自沿著自己的藝術路徑發(fā)展具有獨特魅力的審美屬性，一方面彼此不斷延續(xù)著具有時代性的相互影響與觸動，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多從激越的音聲中獲取創(chuàng)作靈感，唐詩的輝煌成就與唐樂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密切相關。到了當代，小說的“文”與“樂”相融呈現(xiàn)出更為豐富的時代性新質素，如莫言《檀香刑》從古歌長調、地方戲曲等民族民間音樂中汲取靈感與素材，余華、格非等將西洋古典音樂的修辭技巧融入文學寫作；而當下創(chuàng)作值得關注的是，青年作家班宇似乎對搖滾、爵士等流行音樂的情感與節(jié)奏格外敏感，其小說作品明顯呈現(xiàn)獲取此類音樂經驗的跨媒介指涉。
所謂跨媒介指涉，是指“一種表達媒介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也試圖模仿另一種媒介的表達優(yōu)勢或美學效果”。比如，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本質上是文學作品，但在結構上呈現(xiàn)大教堂般的空間形式，產生了造型藝術之美；中國古代的手卷式繪畫通過徐徐展開的形式，將時間流動的維度引入繪畫，別有綿延豐贍之蘊含。據此考查，班宇小說對音樂的跨媒介指涉具體而亮眼。
一是對搖滾式節(jié)奏的指涉。
班宇小說語言以短句為主，常常四字或五字成為一句，連續(xù)使用，短促勻速，明快且力量感十足，如“毫無防備，太陽高升，街上熱鬧，人們全都出來了，騎車或走”（《逍遙游》）、“她撇撇嘴，轉身走掉，我坐下來，目光平視。”（《雙河》）。連用的四字短語提供了穩(wěn)定的節(jié)拍，語言的律動與搖滾樂強勁、鮮明的節(jié)奏相契合，迅即吸引了讀者的注意力。
往深層次說，節(jié)奏變化對應的是內在審美心理結構。搖滾音樂一般使用“主歌—副歌”模式，在主、副歌之間制造張力：情緒在主歌線看似平穩(wěn)的敘事下暗流涌動，隨著貝斯和鼓镲加入，情緒不斷堆積，直至在副歌階段達到高潮，于高亢、吶喊中進行酣暢淋漓的宣泄。這種節(jié)奏模式及其審美效果，在班宇的《盤錦豹子》中有著極為鮮明的體現(xiàn)：故事開頭，“我”正在院里放小鞭，音色是“悶啞的，低沉的，脆亮的，空洞的”，這組語言三字一頓，猶如小炮聲的節(jié)奏，奠定了整篇小說較為低沉的情感基調。此后，孫旭庭歷經生活的種種打擊，“我”作為旁觀者只是平靜地敘述孫旭庭所經歷的一切，人物內心的真實感受因敘事視角的限制不露聲色，成為一股潛藏在文本里的暗流。小高潮出現(xiàn)在故事的中間部分——孫旭庭父親的葬禮上。在此之前，孫旭庭接連經歷工傷致殘、兒子頑劣、妻子離開等等打擊，又遭遇父親離世，可謂到了人生的低谷，壓抑至極。葬禮上，原本渾渾噩噩的孫旭庭在眾人一聲聲“豹子”的叫喊中砸出了驚天巨響。這聲巨響像一擊重鼓，將整篇小說的節(jié)奏推至高點，人物壓抑的情緒得以釋放，孫旭庭的兒子孫旭東向天空長嚎一聲，哭得不省人事。人物發(fā)出的各種聲音組成了一段“交響”，相互激蕩，孫旭庭在聲音交錯形成的激昂節(jié)奏中也煥發(fā)出磅礴的生命力，獲得了重新開始的勇氣?？墒乾F(xiàn)實依然艱難，孫旭庭再次碰壁后似乎“認命”了，回歸到平穩(wěn)的生活，故事回復到主歌的平穩(wěn)之中，情感節(jié)奏放緩。正當一切看似朝著好的方向發(fā)展時，厄運再次重演，敘事節(jié)奏再次緊張，小說進而達到高潮——副歌響起：追債的人找上門來，孫旭庭一改以往的溫和，雙眼通紅，奮力嘶喊，平靜敘事下日復一日的情緒暗涌噴薄而出，孫旭庭對人生的挫敗、沮喪乃至憤怒在此刻宣泄得淋漓盡致。
整篇小說如同一場搖滾樂的現(xiàn)場演奏會，受眾跟隨演唱（即小說的敘事）進入平緩的歌曲（敘事）主線索，但副歌的情緒（即主人公孫旭庭的情緒）在暗線中不斷積攢；到了特定節(jié)點，主、副歌的敘事開始交叉，受眾的情緒被充分調動，作品顯出強烈而豐富的審美效果。
二是與音樂結構的互文。
互文（intertext）主要指兩個及以上文本相互發(fā)生作用，共同作用于人們的審美感受。出于自覺為之，班宇的“小說敘事”擅長與“音樂結構”建立關系，或者將音樂的審美表達引入小說的主題表現(xiàn)。
以小說《飛鳥與地下》為例，作品整體上以爵士唱片《孟菲斯地下》（Memphis Underground）為結構密碼，以其四個曲名Chain Of Fools（愚人之鏈）、New Orleans（新月城）、Hold on，I'm Coming（堅持住，我來了）、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Brothers,Will You Meet Me（你們會遇見我嗎）構成小說的四個樂章，分別對應“我”的現(xiàn)實困境、兒時記憶、互相救贖與重獲新生。以唱片中四首單曲對應小說四個章節(jié)，一方面讓音樂作品本身參與到小說敘事中——音樂引發(fā)的情緒情感直接作用于讀者的審美感受，另一方面也在結構上形成了“人生多重奏”的主題意旨。
在小說《歌隊》中，這種結構互文主要體現(xiàn)為對古希臘悲劇舞臺表現(xiàn)形式的借用，并完成對悲劇性命題的揭示?！陡桕牎返谋韺游谋局v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我”是小娜的追求者，陰差陽錯之下和小娜的前夫劉武以及劉武的現(xiàn)任女友趙明明一起度過了一個荒謬的夜晚。情節(jié)亦真亦幻，讓人摸不著頭腦。小說名出自古希臘悲劇中的重要組成形式——歌隊。歌隊與悲劇內容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與劇情關系密切但又不起直接作用。在出場過程中歌隊演員歌唱并舞蹈頌詩，是一種以群體為單位的表現(xiàn)藝術，可以由個體互相對話，也可以讓群體和主角對話，起到敘述情節(jié)、發(fā)表意見、建立氛圍、控制節(jié)奏等作用。這一形式直接喻示小說的內在結構：小娜是命運之戲的主角，“我”、劉武以及趙明明都是其身后的歌隊，我們之間的交往和對話拼湊出了小娜悲劇性的一生，暗示她最終走向滅亡的結局。
班宇在訪談中曾經提到：“現(xiàn)在跟小說爭奪眼球的是各種各樣的新媒體新形式，那么小說也應類似于全息的感受，要有色彩，有聲音，有一個籠罩著讀者的這樣一個氛圍感，也更能讓讀者身臨其境與時代產生共鳴。”可見，作家本人有著很清晰的意圖，就是希望讀者在閱讀小說的同時，有意識地聆聽故事中的音樂，代入音樂所營造的氛圍，感受互文融合的藝術效果。
三是音樂主題的構建。
在班宇的小說里，人物在情節(jié)之中隨時放聲歌唱，對流行音樂歌詞文本的引用穿插于敘事之間，流行音樂以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文化精神內涵，成為揭示人物生存狀態(tài)、探討人文精神價值的一把密匙。在《我年輕時的朋友》中，班宇筆下的“我”于年輕時不經意哼出的曲調——“你終將認識一個女友，在她面前，你不小心掉出一本米蘭·昆德拉”，看似主人公慣常的“貧嘴”，實則是對搖滾樂文化深刻理解的微妙引用，它源自杭蓋樂隊《一切正?！返母柙~片段，此歌詞剖析了平凡人在日?，嵥橹械拿悦Ｅc自我麻痹，以“一切正常”的表象掩蓋對生活的懷疑與無力改變的困境，與小說深層主題形成微妙的共鳴與互文，成為小說的另一層文本。
在班宇的另一力作《羽翅》中，主人公在連綿不絕的會議廢話中，思緒飄遠，腦海中回響的是憤怒的狗眼樂隊所演唱的《格瓦拉》：“我們在絕對安全的地方談論著這場革命，我們把手插口袋里前進著，我們只是一個酷愛他的觀眾。”此處，格瓦拉作為革命精神的象征，其形象與歌曲一同被嵌入文本，不僅映射出對某種現(xiàn)狀的不滿與對改變的渴望，也與小說中隱含的反叛與尋求突破的主題相互映照，構成了跨文本的對話與互釋。
在《緩步》里，班宇再次用音樂作為情感與敘事的橋梁，讓“我”與女兒木木共同哼唱披頭士兒歌《黃色潛水艇》，其歌詞構建的夢幻世界與主人公現(xiàn)實生活中的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對比不僅增添了文本的層次與深度，更在失序與混亂中注入了一抹溫情與希望，通過精心挑選的音樂及引用，班宇巧妙地構建了一個個跨越時空的文化對話場，讀者在文字與旋律的交織中，能獲得更加立體而深刻的閱讀體驗。
班宇曾有作為職業(yè)樂評人的歲月，他撰寫的搖滾樂評論鮮明地展現(xiàn)了他對搖滾音樂背后的“搖滾精神”及其所拓展的文化空間的濃厚興趣，相較于技法和編曲的深入研究，他更側重于這一精神內核的探討。班宇走向文學以音樂為媒介，從音樂評論轉向小說創(chuàng)作后，那些跳動的音符仍然成為他寫作的恒久的底噪，余音繞梁，經久不散。從音樂到文字或者從文字到音樂，班宇透過具體媒介所要傳遞和思考的——那些從搖滾音樂中汲取的，自文字之中提煉和升華的，正是對社會生活的追溯與反思。
班宇小說從多個層面呈現(xiàn)的“文”與“樂”的交融，預示了新媒介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跨媒介指涉的凸顯。此間，需要注意的是，文學的本體性會否受到沖擊？多種媒介藝術元素之間如何建立高效的“化學”關系？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張貞，江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院長，江漢大學武漢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羅佳，江漢大學人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