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思發(fā)成立的“媽媽農場”。新京報記者 浦峰 攝
2008年6月22日，北川萬名災民雨中搬家。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薛珺 攝
2008年6月19日，四川什邡瀅華鎮(zhèn)愛心帳篷學校，孩子們正在帳篷里上課。資料圖片/新京報記者 薛珺 攝
改革物語
做公益第10個年頭，“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隊長高思發(fā)所在的本地公益組織逐漸走上正軌，他卻更焦慮了。
每年春節(jié)前，他會走訪資助的北川學生家庭。2017年，一次進山家訪，他見到一位媽媽每天騎2個小時摩托車進山挖藥，收入微薄，家里還有孩子、老人需要照顧。這些“走投無路”的單親媽媽們被迫成為了家庭的頂梁柱，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壓力。
“中國心志愿者團隊”十年來資助對象一直是貧困家庭的學生。
但今年1月，高思發(fā)決定做社會企業(yè)，用商業(yè)的模式幫助這些媽媽們。名字一開始就想好了，叫“大魚公益媽媽農場”。
高思發(fā)每天和媽媽們一起在農場里拔草、種菜。100多天過去了，地里的茄子熟了，花生熟了，生態(tài)種子沒生產出來，銷路也沒找到，他自嘲“就像十月懷胎”。
社會企業(yè)是這幾年部分公益組織開始探索的新方向，成功者寥寥無幾。“到底可以長成一個什么樣子，還需要一個漫長的階段”。
高思發(fā)做公益是從帳篷學校開始的。2008年汶川地震，他放棄在外地的工作，回到家鄉(xiāng)綿陽，從北川災區(qū)志愿者開始做起，“那時哪里懂什么叫公益組織?沒這個概念”。
十年后，他和團隊創(chuàng)辦的中國心志愿者團隊成了北川唯一的本地公益組織。
2008年被稱為“公益元年”。這十年，是民間公益組織的“黃金十年”，從松散的志愿者到職業(yè)化的社會組織，民間公益組織得到了身份的確認，但仍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抗震救災志愿者
2008年5月12日，老北川縣城一片廢墟。
綿陽人高思發(fā)在北川中學看到房屋瓦片和釘子裸露在外，很多孩子腳受了傷。他便想，“能否辦個帳篷學校，讓孩子們安全玩耍?”高思發(fā)開始聯絡志愿者、準備物資，一個月后，他在距離北川中學500米左右的任家坪村搭起了帳篷學校。
同是綿陽人的劉劍峰在地震后，組織了摩托車車隊，到北川進行救援。他們在胳膊上系了紅領巾，那是從電視上學來的，“就是想表明是志愿者”。
6月下旬某天，劉劍鋒申請成為帳篷學校的志愿者之一，當網絡聯絡員。由他負責把帳篷學校最新消息和招募信息發(fā)在新浪博客上。此后，不斷有志愿者來到帳篷學校。
2008年的汶川地震，有大批志愿者涌入災區(qū)。像高思發(fā)、劉劍鋒這樣自發(fā)去災區(qū)的志愿者，據不完全統(tǒng)計，有300萬。“我認為，志愿者是2008年汶川地震最大的一個亮點”，長期研究公益的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朱建剛認為，除了官方的解放軍可以參與救災，公眾開始慢慢接受自發(fā)的社會力量如志愿者、志愿者團隊也可以在救災中起到很大作用。
在2008年之前，中國社會組織大多以官辦為主。這些社會組織一般要根據政府部門的要求和參照行政管理的模式進行運作。
從2008年開始，公益領域形成了“災害救援”的新領域。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郭虹進行過估算，那年進入汶川地震災區(qū)的組織，最多的時候300多家，“另外加上學生社團、志愿者團隊、短期進入又撤離的機構，前后總共約有500多個團隊和機構”。
2008年5月12日，徐永光在北京的家里坐不住了。他反復琢磨，過去發(fā)生災難都是公募基金會參與，而中國的公募基金是官辦為主，此前沒有資助民間社會組織的傳統(tǒng)。“我們如果沒有行動的話，可能就沒有什么價值了”。徐永光是非公募基金會-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副理事長，2007年基金會剛剛成立。
他給在北京的十幾個民間組織、基金會打電話，十幾家機構負責人起草了一份《民間組織抗震救災聯合聲明》，號召“各民間組織和公益組織攜起手來，充分發(fā)揮各自的優(yōu)勢和力量，與災區(qū)群眾一起共渡難關。”很快，當天下午在網絡上發(fā)表聲明的機構上升到了50多家。到了5月14日，已有100多家。
南都基金會理事會決定拿出1000萬資助民間公益組織去抗震救災。在網上發(fā)布公告后，70多家機構每家拿到了10萬左右的工作經費。
這些錢仍然是杯水車薪。徐永光找到了紅十字會副會長。2008年6月17日，公募基金會中國紅十字會發(fā)布新聞，拿出2000萬元，面向國內民間公益組織和專業(yè)服務機構公開招標“5·12災后重建項目”。公募基金會公開招標支持草根NGO，這在中國公益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也是這一年，官方第一次意識到社會參與的重要性。2008年6月8日，國務院頒發(fā)了《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文件，在災后過渡性安置和恢復重建工作方面，第一次確定了“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基本原則。
成為職業(yè)公益組織
2009年8月，在北京的公益項目交流展示會上，39歲的高思發(fā)和57歲的郭虹在會上碰見了。兩人第一次的見面交流，“不太愉快”，郭虹回憶。
高思發(fā)貼錢去做志愿者，郭虹不認同這種做法，“做志愿者不是貼錢做好人好事”。高思發(fā)急了，辯道：“貼錢做怎么不是做好人好事，我們是好人，就是做好人好事的。”
2008年開始，很多志愿者隊開始轉型為社會組織，去民政局登記注冊。只有這樣，他們才可能獲得基金會的資金支持，或者獲得政府部門出資購買公共服務的機會。
但那個時候，高思發(fā)的團隊仍然還是一個松散的“純志愿者”隊。劉劍鋒內心有“不屑于和基金會合作”的想法，想做“純粹的志愿者”，“不應該沾一分錢，我們要是沾了錢，就說不清楚了”。
地震結束后，高思發(fā)隊伍里的外地志愿者走光了，剩下了他和劉劍鋒兩個綿陽人。2010年劉劍鋒找到了一間閑置的辦公室，不收房租、不收水電費。
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開始做一對一助學項目，資助的對象是北川災后的學生。高思發(fā)和劉劍鋒等人自掏油費和路費去家訪受資助的學生，隨著行政成本不斷增多。“一開始可以承受，到后面就感覺維持不下去了”，劉劍鋒回憶，“志愿者里有大學生，路費自己補貼多了他們受不了就離開了”。
有一次，劉劍鋒發(fā)現，用于上學的錢打到家長的卡里，要么家長拿去喝酒，要么家里有人生病就拿去治病了。“錢就這么被挪用了”。他們開始意識到，助學不僅僅是籌錢這么簡單，還有更多比給錢之外更需要做的。
高思發(fā)開始設想做家庭教育，“這時候感覺把事情做好，就要敢于承擔風險。如果接收了愛心人士捐贈用于行政支出的費用，我們只要公示清楚賬單就行”。
當時，郭虹在為各種公益組織提供培訓機會，她給那些來參加的人講公民意識，講公益文化，也請各地有名的老師來上課，講公益制度化建設，內部管理等等。“我們提供能力建設，也講發(fā)展理念。以前他們都是滿腔熱情在那里干活，沒有公益的價值觀”。
高思發(fā)開始和郭虹有了密切接觸，郭虹每次辦免費培訓班，高思發(fā)團隊都會有至少兩三個人來學習。
2011年開始，全國范圍內，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可直接登記為合法組織。困擾各地公益組織的身份問題逐漸得到解決，改變之前的雙重管理門檻。此前，社會組織要想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必須找到業(yè)務主管單位，很多社會組織因找不到政府部門或具有政府背景的機構掛靠而無法登記。
成都是降低門檻最早的試驗地之一。
2009年11月份，中國心志愿者隊在北川民政局登記注冊為“北川羌魂社會工作服務中心”。
因為救災而出現的公益組織逐漸明晰其發(fā)展方向，養(yǎng)老、兒童教育、青少年發(fā)展、心理健康教育、環(huán)保、創(chuàng)新發(fā)展、社區(qū)、農村、留守兒童，幾乎每一個領域都出現了不同公益組織的身影。公益組織開始呈現專業(yè)化、職能化特征。
“同時，基金會開始增多，項目也開始向傳統(tǒng)的領域外拓展”。郭虹回憶。2010年，民間基金會已經超越官辦的基金會規(guī)模，“今天6000多家基金會里的大部分都是民間基金會”，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院教授朱建剛在其回顧公益十年的一篇文章里提到。
成都心家園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但小莉深有體會，她從地震之后開始做災區(qū)人群的心理咨詢，曾四處籌錢甚至自己貼錢想要堅持下去，在最困難的時候得到了民間基金會的項目支持。
中國心團隊也陸續(xù)找到了各種基金會做項目。“項目變得規(guī)范化，財務也變得規(guī)范化。”劉劍鋒如此評價團隊。
政府購買社會服務
2013年四川再次爆發(fā)地震——雅安地震，趕到現場的劉劍鋒們，第一次感受到民間公益組織的“有序”感。
雅安地震一發(fā)生，劉劍鋒第一件事是“把政府官員拉進微信群”。政府官員會及時在群里公布災情最新消息。與此同時，進入當地的社會組織也會在網絡上給他們提供信息。哪里有救援隊，哪里缺物資，劉劍鋒都一清二楚。
這源于2008年開始，不同公益組織開始搭建起信息網絡。“成立協(xié)調組織或者聯盟，坐下來討論的第一件事，不是我們要做什么，而是我們不做什么”。郭虹回憶。
“我們先及時響應災情，再回應災情”。響應是做好救援準備，回應是前往災區(qū)救援。這幾年中國心志愿者隊響應的災害不下20場，但回應的災害只有13場，“不浪費人力物力，很有效果”。劉劍鋒說。
2008年開始民間基金會逐漸獲得公眾信任，在雅安地震之前，“有基金會的籌款額每年大概只有三四千萬，但是雅安地震剛爆發(fā)，他們就從公眾那里籌到了幾個億”，劉劍鋒回憶?；I到錢的基金會開始公開招標，為社會組織提供資金支持。
高思發(fā)意識到，無論政府還是社會組織都給予了雅安地震比汶川地震的更多資源。“我覺得我們的責任還是在北川”，他們并沒有回應雅安地震，而是選擇返回北川。
在北川，高思發(fā)遇到了新的問題，“公眾覺得苦難來了，捐款積極性高。但是災后的常態(tài)化公益項目，支持力度就沒那么大了。”比如涉及到災后兒童服務，災后社區(qū)服務，災后心理咨詢等，災后就業(yè)等。
民間公益組織離不開資金支持，獲得的渠道一般是政府購買、基金會資助和公眾募捐三種。
公眾募捐一度達到頂峰。2014年全國接受社會捐贈總額達到1042.26億元，開創(chuàng)了沒有大災情況下常態(tài)化捐贈的新紀錄。但是常態(tài)化捐贈涉及的領域主要還是集中于貧困救助領域。
2013年開始，“將適合市場化方式運作的公共服務項目，交由具備資質并且信譽良好的社會組織、機構和企業(yè)承擔”等類似話語頻繁出現在國務院會議中，政府加大了對于公共服務的購買力度。
成都市是較早開始加大投入的城市之一。2008年以后，成都市民政局開始加大對于當地社區(qū)、社工、社會組織上的投入，目前每年總投入達到5000多萬。
因為與政府部門的支持方向相吻合，為社區(qū)青少年提供免費教育服務的雷建從2009年開始就獲得了政府的資金支持。他免費獲得了1300多平方米的場地，有連續(xù)四年時間，每年空間有400萬-500萬的運營經費。他不用為資金發(fā)愁。
但公益組織作為社會獨立于政府、民眾的第三方，如果其資金來源過于單一或者某個來源占比很高，都容易出問題。雷建曾去香港培訓，聽一名專家提及，“公益組織資金組成最理想的比例是，政府占50%，基金會占30%，公眾占20%，當政府占比大于70%就需要警惕”。
雷建創(chuàng)辦的公益組織，99%的資金是當地政府各部門出資的。“感覺很容易變成一個聽從出資方的執(zhí)行機構”，雷建認為，“員工感覺到他不是在解決這個問題，是在幫出資人完成任務。”
亟待行業(yè)標準化
距綿陽機場30公里外山腳下的一片平原，是一座建成還不到10年的新縣城。這里一切都是新的，河流穿城而過，新樓房一排排拔地而起，寬闊的柏油路少有行人，路邊的標牌上寫著“北川新縣城”。
高思發(fā)團隊的新辦公室就安置在這里。幾年來，他們和當地政府不斷協(xié)商，要來了一些可以免費辦公的場地。
從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十年，朱建剛將它稱為“黃金時代”。
從數字來看，“今天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組織已經超過了80萬個，是十年前的兩倍還要多”。朱建剛最近在一篇回顧公益十年的文章中提到。
“2013年雅安地震之前，雅安當地沒有一家真正意義上的草根公益組織，而去年，在雅安已經注冊的組織有148家，沒有注冊的也有150多家。”郭虹說。
除此之外，人們不再將公益誤認為是慈善，做公益的人也可以獲得正常收入。公益機構吸引了很多剛畢業(yè)的年輕人。“還有就是海外的留學生回來，也進入公益界，非常多元”。朱建剛說。
2015年9月9日，中國有了第一個公益日，俗稱99公益日。這是公益領域捐助方式的一次創(chuàng)新，發(fā)動全國數億熱愛公益的網民進行移動互聯網捐款。
但這十年也是野蠻生長的十年，不愿具名的公益研究者認為，目前的公益行業(yè)更像“一個江湖”，多元化的過程中也有撕裂與沖突。也有公益組織負責人則嘆息，“有影響力的公益組織很少”。
公益行業(yè)雖然形成了，“但這個行業(yè)的行業(yè)標準還是空白”。徐永光說。缺失的行業(yè)標準，讓公益組織無論從內部管理到外部環(huán)境都面臨諸多不確定性。
從內部來看，但小莉說，“你只能根據你的價值觀去選擇，你認同這個領域中的哪些人哪些事。”
“很多社會組織的發(fā)展是靠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吸引人才”，但小莉發(fā)現，在這些機構里，具有重要決策權的理事會變成了一個擺設。
她回憶，在她剛去民政局注冊登記時，機構里資金有限，她自己掏了3萬塊注冊費，給同事發(fā)工資也很低，“那會同事都是從災區(qū)回來的，靠感情維系”。但在組織逐漸職業(yè)化的過程中，問題畢現。工資低留不住人，大學生對社會組織認識過淺。公益組織不同于一般企業(yè)之處在于——不是個人而是集體的決策。“這就需要理事會來做重大決定”。
而雷建最近正面臨著外部環(huán)境挑戰(zhàn)。
由于長期依賴政府購買服務，今年5月，雷建及其團隊所在場地被收回了。
“政府購買公共服務和社會組織永遠是個博弈的關系”。政府給錢，希望是最少的錢獲得最大的服務，社會組織拿了錢，希望提供最少的人力支出和費用，獲得最大的收益。“政府會有一些臨時性的要求，并不是完全按照協(xié)議給社會組織做”。雷建說。
現在，讓雷建犯愁的是如何獲得穩(wěn)定的資金。原來的運營空間在一個綜合市場的三樓，接受記者采訪時可能是雷建最后一次回到這里，離開時，他扭頭回望，三樓的空間被樹蔭遮住已經看不見。“我剛來那會，樹還只有兩層樓那么高”。
改革親歷
江維 成都市民政局民間組織管理處處長
這十年公益組織發(fā)展很快，是黃金十年。
成都社會組織發(fā)展比較快是因為有比較好的社會土壤。2003年就開始城鄉(xiāng)統(tǒng)籌改革，主要是在農村，土地確權、產權制度改革等，這樣基層社會治理就得跟上。2007年開展村級治理改革時，以村民議事會制度為突破口，村級民主協(xié)商，議事決策。不管是2008年遇到地震還是其他事情，都是本村本土的人在大的政策框架下通過協(xié)商民主決策，還權于民。
2012年國家民政部門開始投入資金做公益創(chuàng)投，大的方向是政府倡導的社區(qū)治理、公共服務、弱勢群體的創(chuàng)業(yè)就業(yè)、困難群體的救助等，主要在那些本來是政府力所不逮，又希望老百姓能夠得到比較好的服務領域，便倡導、支持社會組織去做的。
在成都，目前還是直接服務類的社會組織比較多。對老人的、兒童的、青少年的、殘疾人的、應急救援的、精準扶貧的，等等。
成都最大特色是支持社會組織做社區(qū)營造。目前大城市里面這是成都獨有的。這幾年，每年光是民政局支持社區(qū)、社工、社會組織上的投入就是5000多萬。2008年以前幾乎沒有資金給到社會組織支持。
2008年起成都市涌現了不少志愿者組織。2009年起成都民政部門開始配套村級公共服務社會管理專項資金，首創(chuàng)了村級公共財政制度，村民可以自己決定哪些公共需求用什么樣的方式滿足。2011年起，成都的城市社區(qū)也開始配套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專項資金。這部分直接賦能社區(qū)的資金投入目前達到每年15個億。這是成都的社會組織做事最大的一塊資源。
他們都說我們給的項目資金比較摳，其實是想最大程度激發(fā)公益組織整合資源的能力。
社會組織本來就是按自己初心和宗旨做事，自己能夠開拓更多的資源渠道才能更具有獨立性。政府能給當然很好，政府不能給也要通過把事情做得非常專業(yè)來得到承認。任何東西都有兩面性，政府給公益組織錢，公益組織就要按照政府的要求來做事情，獨立性、獨創(chuàng)性、靈活性就會受到很大制約，最好的辦法就是趁著政府在施肥的同時趕快成長，同時又能得到社會上的資源，不管是捐贈來的，還是通過提供服務者付費得來的，都代表社會的認同。
十年，社會組織由小到大，成都規(guī)模最大的社會組織有400多人。規(guī)模大了就伴隨著治理結構專業(yè)化、能力增長。
在社會領域，最大的問題就是——是否具備社會化的思維方式。尤其對于政府部門來說，很多部門在和社會組織合作中通過布置任務、一層一層壓下去的方式讓他們去完成，合作意識薄弱，更多偏行政化思維。那么社會組織的主動性、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將不會得到發(fā)展。
社會組織的影響力目前還是非常弱小，所以我個人認為十年還不足以形成階段性的突破。
改革辭典
社會組織的登記注冊制
從2008年開始，全國開始有城市逐步放開行業(yè)協(xié)會的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和城鄉(xiāng)社區(qū)服務類四類社會組織的注冊登記。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可以依法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經由業(yè)務主管單位審查和管理。這一舉措取消了社會組織的雙重登記要求，社會組織在民政部門的注冊登記數量迅速增多。
新京報記者 吳靖 實習生 齊鑫 李想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