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諾拒絕“女神”這個詞，甚至，“去做些不太優(yōu)雅的工作”才是她從麥肯錫跳槽到蓋茨中國最直接的驅動力。
李一諾
蓋茨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
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
撰文：張霞 題圖攝影：張旭
來源：《中國慈善家》2018年5月刊，原文標題《李一諾：始于不優(yōu)雅》
不女神
4月26日是第11個“全國瘧疾日”，這一天李一諾的行程之一是在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北京代表處(以下簡稱“蓋茨中國”)的辦公室面試一位全職負責傳染疾病防控的項目官。出門前，8歲的大兒子評價她：“媽媽，你肯定特別有錢。”“為什么?”她問。“因為你給世界上最有錢的人工作。”“慈善不是我有錢，是用錢幫助別人。”李一諾趕忙解釋。知道媽媽的一部分工作和非洲有關，第二天，兒子鄭重地告訴她：“我知道你是怎么幫助非洲的了。”“怎么幫助的?”“你每天把錢放在信封里，寄過去。”剛換好一條絲綢裙子的李一諾頓時卡了殼。
“卡殼”似乎不那么符合人設。百度搜索李一諾三個字，最多的修飾詞便是“女神”。她仿佛就是在流暢地書寫“完美女神”的代名詞。但李一諾拒絕“女神”這個詞，甚至，“去做些不太優(yōu)雅的工作”才是她從麥肯錫跳槽到蓋茨中國最直接的驅動力。
“卡殼故事”發(fā)生一小時后，她穿著那條絲綢裙坐在了《中國慈善家》記者的面前。似乎回答了太多遍“蓋茨基金會到底怎么做慈善”這一提問，她沒有選擇“最不像慈善的慈善”的標準答案，而是由兒子的故事開始，講述入職蓋茨基金會之后所遭遇的“不太優(yōu)雅”的“尷尬”。
“在中國，你問比爾·蓋茨是誰，絕大多數(shù)人知道;你問蓋茨基金會是怎么做慈善的，99%的人不知道。”3年前，面試蓋茨基金會中國首席代表職位時，李一諾向比爾·蓋茨指出了這一問題。3個月后，2015年5月，她入職蓋茨中國，這個問題變成她的難題——讓更多人弄懂蓋茨基金會帶動公共、私營和社會三方領域合作的“催化式慈善”，并非易事。
公眾號“奴隸社會”是她試圖讓慈善變得更通俗易懂，也讓自己擺脫“女神”標簽的陣地。在“奴隸社會”的文章中，她嬉笑怒罵，筆調輕松，把自己“換工作”的故事，變?yōu)樾麄魍茝V蓋茨基金會慈善理念的工具，將蓋茨的慈善方式比擬為“一本萬利”;通過歷數(shù)她所遇見的“中國難題”，對蓋茨基金會能否在中國實現(xiàn)創(chuàng)新、中國公共衛(wèi)生經驗是否可復制等問題，一一進行解答;通過回顧國內各領域公益達人“2017，為中國做了什么”，闡述蓋茨中國參與合作“一元營養(yǎng)包”、艾滋病防治、結核病防治等項目的過程。
李一諾與她的大兒子在美國圣地亞哥的Legoland(樂高主題公園)
她也寫生活中的種種“優(yōu)雅不起來”，寫三個孩子在美國圣地亞哥的Legoland(樂高主題公園)讓她焦頭爛額，“我不是女神”“2016，不優(yōu)雅地去生活”是她的文章標題。她甚至鼓勵女性“吃相難看”“先把生米煮成熟飯”“盡早承認男人沒用”。
隨性、幽默、接地氣的文風為她贏得了大量好感，但也有“陰謀論”者視其為“商業(yè)頭腦發(fā)達”的例證，將她和馮唐并列為“來自麥府最懂經營的跨界人”。
對于向來強調“把自己作為工具”的李一諾，爭議似乎不值一提。多年的咨詢工作經驗，訓練出她目的明確、直接高效的生活方式。
李一諾在她公眾號“奴隸社會”的一篇文章中放的一張她背的包照片，并配文：成天背著沒覺得啥，看了照片，好像的確有點過分哈。
和她公眾號的描述相符，日常狀態(tài)中的她并不怎么“女神”。助理高安妮形容她“怎么方便怎么來。不穿名牌，背一個能放更多東西的大水桶包”。采訪開始前她剛剛結束一場會議，趁會后的間隙匆忙化了一個淡妝，之后又安排了一個緊急會議。在辦公區(qū)域“來回穿梭”，她顯然有些疲倦，嗓音變得嘶啞，不停喝著菊花茶。
優(yōu)雅似乎需要一點留白，一點緩緩的回味，但她喜歡“搶時間”。負責傳播的項目官李光兩年前跳槽到蓋茨中國，李一諾留給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快”——說話快、走路快、工作效率快。某次她到上海參加會議，會后覺得有必要邀請麥肯錫的前同事給媒體講一講醫(yī)藥開發(fā)的流程，就一邊打車一邊和李光溝通邀請事宜。車還沒到浦東機場，她已把邀請的郵件發(fā)到了演講嘉賓和李光的郵箱。
“無法幻想自己是優(yōu)雅的天鵝”，對李一諾來說，無論生活還是工作，“都如超速駕駛，跌跌撞撞到達目的地已是萬幸”。如果能有幾分優(yōu)雅的步態(tài)，也是“裝給別人看的”。
“不真實”
除了生活本身無法讓人做“女神”，“做女神”這件事也讓李一諾感到“不真實”。
2000年，從清華大學生物系畢業(yè)后，李一諾繼續(xù)升級自己的“學霸”模式，一路成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生物學博士。2005年的一次就業(yè)培訓讓她意識到自己對科研之外真實世界的巨大好奇。博士畢業(yè)后，她選擇了入職麥肯錫。
李一諾博士畢業(yè)與家人的合照
在麥肯錫的工作經歷，是找回部分“真實自我”的過程。入職之初，李一諾不愿發(fā)聲，喜歡躲在角落，“多聽聽別人說的”。盡管語言能力尚過得去，但第一次留語音郵件，她練習了半天才敢正式開口。
慣于表達情緒也是女性常見的弊病。一次在討論某個項目時，李一諾不停訴說各種問題，一位項目經理打斷了她，當著一屋子人的面，將白板筆遞給她，說，寫下你的解決方案。這個畫面在李一諾腦海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讓對自己的性別并不敏感的她，覺察到性別文化下女性的職場短板。
“領導力就是成為坐在駕駛室里解決問題的人”，李一諾發(fā)現(xiàn)，不抱怨，不等待，做掌握大局的人，是女性所欠缺的，而自己要做這樣的人。她試著把“不要臉”和“不在乎自己”視為一種境界，從周邊男性身上學習高效做事的法則。2011年，因為想“打敗”她眼中“慣于發(fā)號施令，說十做一”的上級，懷著二胎的李一諾決定自己做領導，申請參評麥肯錫的全球合伙人，并成功獲選。
從咨詢顧問到項目經理到全球副董事到合伙人，麥肯錫10年，李一諾為這份“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工作著迷。但個體的自我發(fā)現(xiàn)并沒有解決掉她對“這個世界”的疑惑，她“時常感受到某種不真實”。
工作之前，李一諾對于金錢的認知都是?。和?，大白菜可以吃一整個冬天;小學，需要撿樹枝和帶煤球到學校，輪流值日用報紙在教室里取暖;中學，自己帶飯到學校加熱。從學生時代穿越到職場，第一年入職麥肯錫的起薪便是11萬美元，她覺得震驚，認為錢會數(shù)不過來。
“這是一個奇怪的世界，街道這頭兒是賣著幾塊錢一張的剪紙的老爺爺，街道那頭兒就是15萬元一平米的房子。”坐公務艙，住五星級酒店，出入各企業(yè)高層的辦公室，英文流利，形象光鮮亮麗成為她的常態(tài)，也讓她感覺“做得越‘高’，離真實越遠”。
和比爾·蓋茨的一次對談，讓這種不安，落回了地。2015年2月，蓋茨中國前首席代表離職前向蓋茨推薦了李一諾。
“你知道嗎?以瘧疾為例，現(xiàn)在全球每年還有32億人受到威脅，2億人得病，50萬人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歲以下兒童。”蓋茨告訴她，“每年全球對瘧疾的研發(fā)投入是5億美元，而對男性‘謝頂’的研發(fā)投入有20億美元。在解決全球維度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存在的空白是巨大的。”
相比在麥肯錫解決對客戶產生意義的問題，蓋茨基金會提供的是一份解決更復雜的、更大的、著眼全球問題的工作，包括支持中國加快實現(xiàn)自身重大健康和發(fā)展領域的目標和進程，如公共衛(wèi)生領域結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煙等;支持中國成為推動全球健康和發(fā)展的強有力的合作伙伴?？释?ldquo;能夠再解決更大問題”的李一諾，像是“打了雞血”，她決定“去做這些不太優(yōu)雅的工作”，降薪2/3，從麥肯錫跳到了蓋茨基金會。
講故事
入職3年，李一諾在蓋茨基金會的工作成績斐然：基金會參與支持了中國扶貧、兒童營養(yǎng)等項目，運用中國農業(yè)和抗瘧經驗支持非洲發(fā)展，并與北京市政府和清華大學共同啟動了全球健康藥物研發(fā)中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發(fā)起了“中國大挑戰(zhàn)”。
“大挑戰(zhàn)”項目由蓋茨基金會創(chuàng)立于2003年，持續(xù)支持來自全球的科研人員將具有突破性的大膽想法轉化為可以為貧困人口帶來實際影響的解決方案。二十幾年間，80多個國家的2000多個創(chuàng)新項目，獲得了蓋茨基金會超過10億美元的資助。
蓋茨基金會高級項目官Doulaye假裝坐在由瑞士聯(lián)邦水科學與技術研究所設計的創(chuàng)新廁所模型上，該模型在西雅圖“廁所創(chuàng)新展覽會”上展出
2015年10月，“大挑戰(zhàn)”項目啟動12周年之際，其年會首次在中國舉行。為增加這個項目的影響力，李一諾以《北京見個面?》為題，在公眾號“奴隸社會”中以戲謔調侃的口吻把“大挑戰(zhàn)項目”旗下一個名為“探索大挑戰(zhàn)”的子項目的特點提煉為——“人傻”：申請簡單，第一輪就兩頁紙;“錢多”：項目開始前就能拿到10萬美元，如果可行性得到驗證，百萬甚至千萬美元的后續(xù)支持都有可能;領域偏應用，以要解決的全球健康領域的實際問題為導向。呼吁中國科學家或科研團隊參與申請。
“專業(yè)的東西離我太遙遠了，但每次我都很有興趣地看完。”有讀者在文章下面留言。這篇文章廣為傳播，獲得4萬點閱量。截至目前，共有27個由中國科學家或科研團隊申請的項目獲得“大挑戰(zhàn)”的資助，其中包括4個“中國大挑戰(zhàn)”項目和20個“探索大挑戰(zhàn)”項目。
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訪問海南農村的結核病病人
會抓熱點，具備超強的傳播嗅覺和新媒體寫作能力，李一諾將這一特長運用到了蓋茨中國的工作中。寫梅琳達·蓋茨，她以“她也許是中國人最不了解的世界領袖”為切入點;比爾·蓋茨中國之行，她以“12小時文字直播”的方式，通俗易懂地闡釋了蓋茨中國所參與的中國扶貧攻堅“最后一公里”、落成全球健康藥物研發(fā)中心、“樂天行動派公益盛典”等項目。
“會包裝，會標簽，會雞湯也會反雞湯。”知乎上有人詬病李一諾。但誰也無法否認她“講故事”的能力，以及“會講故事”對推動蓋茨中國的創(chuàng)新起到的真實作用。
推動中國疫苗企業(yè)開拓國際市場，參與全球免疫治理系統(tǒng)性變革，也是李一諾參與的蓋茨中國的重要項目之一。2000年，全球約有1000萬5歲以下兒童死亡，其中三分之二可通過接種疫苗等手段避免。為此，蓋茨基金會投入7.5億美元，參與成立了Gavi(全球疫苗免疫聯(lián)盟)。
2017年3月，全球健康藥物研發(fā)中心(GHDDI)啟動儀式在北京舉行
Gavi成立時，全球疫苗采購依照兩個標準：以國家和地區(qū)為單位認證，對達標國家和地區(qū)(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疫苗均免檢采購;以產品為單位認證，由世界衛(wèi)生組織進行預認證，對不論哪個國家生產的達標產品都免檢采購。
最早，中國沒有任何疫苗企業(yè)的產品通過世衛(wèi)組織預認證。2004年，蓋茨基金會先后投入4000萬美元，支持中生集團成都所進行乙腦疫苗的世衛(wèi)組織預認證。2013年，經過9年不懈努力，成都所認證成功。
目前，中國有四支疫苗通過了世衛(wèi)組織預認證。但這顯然還不夠。為改變這一現(xiàn)狀，蓋茨中國希望從跨部門合作的角度進行慈善催化。2017年，蓋茨中國和當時的中國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總局(CFDA)達成合作，支持其改革，提升審評審批和監(jiān)管能力，促進藥品可及性，以達到“不需要每個產品自己申請預認證”的目標。同時，幫助國內企業(yè)了解國際疫苗市場以及Gavi的公私合作機制;投資疫苗企業(yè)的能力建設，尤其是語言能力等軟實力建設;設計激勵機制，幫助降低企業(yè)生產投入的風險。
換名字
創(chuàng)新在李一諾看來，只是一種思考問題的能力，一份解決問題的勇氣，不局限于某個特定領域。在蓋茨中國外，她把自己的“創(chuàng)新之手”，伸向了教育。
2016年，李一諾為給大兒子在北京尋找合適的學校而發(fā)愁。“公立學校的問題你懂的，國際學校呢，又把孩子培養(yǎng)成外國人。”
反復思量后，李一諾和丈夫華章決定自己辦學校，希望能以一所微校為始，結合中國基礎教育體系，借鑒國際先進的教育理念和課程方式，“在以知識灌輸為主的應試教育和與中國文化脫節(jié)的國際化教育之間，尋找到一個更符合中國國情和人才培養(yǎng)目標的教育路徑。”
2016年4月，她把這個想法寫進微信公號文章《你也為孩子上學發(fā)愁嗎?》，短短一天，收到近千封郵件。
在一土學校開學儀式上，李一諾和孩子們在一起
從0到1，運籌一土創(chuàng)校，李一諾花了170天。2016年9月1日，一土學校在北京一所中學3間總面積120平方米的教室里成立，31個5～8歲的孩子和5名教師開始了一場教育試驗。如今，一土的學生變成一百多個，跨越學前到三年級階段。
“我們希望培養(yǎng)的是內心充盈，知道自己是誰、能做什么，能夠發(fā)揮最大的潛力和天賦來做最好的自己的孩子。”李一諾期望一土能夠打破“教育成功就是上名校、掙大錢”的論調，通過一場社會創(chuàng)新，推進當下教育生態(tài)的改變——這樣大的野心，她也不知道自己“哪兒來的勇氣”。
見證了李一諾從萌發(fā)辦學念頭到最終落實的大學同窗，著名生物學家顏寧，似乎比李一諾自己還了解她的勇氣，“想到就去實踐，很典型的一諾”。
李一諾和顏寧
關于“一諾是誰”“如何打破定義”，顏寧曾在2016年清華大學本科畢業(yè)演講上，講述了一段她和李一諾的故事：2000年，顏寧和李一諾一起在諾和諾德做本科畢設，兩人當時的導師陳克勤博士預言，顏寧不適合做科研，而李一諾將來會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
“現(xiàn)實如何呢?不過，我相信如果我和一諾兩個人現(xiàn)在位置互換，我們的工作成績應該也差不多，只不過換了個名字而已。”顏寧想告訴學生們的是，“選擇本身也許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做了選擇之后怎么走。”
“選擇”以及“換一個名字”對于李一諾卻是不一樣的記憶。1993年，16歲的李一諾隨離婚的母親李蓮娜改姓，并做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諾。
李一諾和母親李蓮娜
李蓮娜曾是濟南一家化工廠的副廠長、總工程師，上世紀90年代初，因為看不慣工廠內部貪腐、制度不公等問題而辭職，瞬間失去了工資、房子、職稱。很長一段時間里，她以打各種零工維持母女二人的生計。
正讀高中的李一諾曾經對母親很有意見，“一個原來的副廠長做這些很丟人。”直到幾年后遭遇一次“自討苦吃”的“公交造反”事件，她才開始對母親所堅持和捍衛(wèi)的“選擇”有了理解。
1998年，讀大二的李一諾和幾個同學以及輔導員王宏偉到校外看話劇，回程時乘坐了一輛末班小巴。所有人上車后，司機宣布，票價從兩塊漲到5塊。王宏偉和李一諾覺得不合理，鼓動其他乘客聯(lián)合抵制漲價。然而，20多個乘客大部分同意支付多出的車費。最后，李一諾、王宏偉和另外一個同學下車，走回了學校。
“這和英雄般的勝利相去甚遠，但過了這么多年，回過頭看，那一晚走回校園的漫漫長路是我大學4年為數(shù)不多的如此清晰的記憶之一。”這段故事在2016年清華大學本科畢業(yè)演講上，被李一諾提及。
同樣經常被她提及的還有母親34歲開始學德語、55歲教德語，以及她那出生于1914年，上一個百年在沂蒙山區(qū)鬧革命，夢想著改變中國的外公的故事。在這些故事里，她意識到，大多數(shù)時候你可能會失敗，但每次做出選擇本身就是一次勝利。
一土學校的孩子們
“我想做一土學校，是希望有一天能讓我們的孩子在中國享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為什么不可以?我外公如果還健在，肯定會很高興，正是因為他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我們才有今天這樣的機會。今天，我這個一直被他叮囑女性要自立自強的外孫女，能有機會和平臺，討論下一個百年的中國和世界，我希望我們這一代也能通過我們的努力，讓不同世界相連接，讓世界更美好而有序。”
對李一諾而言，中國和世界下一個百年的故事已經開始，她想以慈善和教育的方式來參與。
